农家孩子跳“农门”，越来越难了吗
| 有媒体揭示了一种现象：名牌大学里，农村孩子的比例逐年降低。记者在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却了解到，这个偏僻的小村，今年考取了7个研究生和16个二本以上的大学生，这引发了记者的进一步调查和思考—— 农家孩子跳“农门”，越来越难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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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南方周末》一篇报道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名牌大学里，农村孩子的比例逐年降低。再过几天，新一批学子就要到大学报道入学了。在一群接一群朝气蓬勃的新生中，农村孩子的比例是否又减少了？在大学这道门槛上，农村孩子是否面临种种不公平的竞争？现在的农村孩子要跳出“农门”，是否比以前更难了…… 带着这些思考，记者前往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采访时，似乎找到了与以上这些问题相反的答案：在这个偏僻的小村里，今年却考取了7个研究生和16个二本以上的大学生。 现 象 今年农村学生进名牌大学的比例又下降了 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是省内招考分数最高的大学，今年文理科分别比省一本线高出30多分。但在今年所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比去年又下降了。中南大学招生处一位负责人忧虑地说：“近几年来，这一下降趋势一直在持续。” 好大学里，农村孩子越来越少，不仅仅发生在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的关注。根据央视报道：中国农业大学今年出现了一个变化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十年当中，今年第一次出现了农村生源低于30%的现象。人们概念当中面向农村为主的农业大学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的高校又怎样？清华大学，新生来自于1200所中学，其中县级及以下的中学约300所，在3300名本科新生中，农村生源仅占1/7；北京大学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5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在30%左右，而最近一些年在10%到15%之间。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加剧。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近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农村学生就读名牌大学越来越少，是不是城市化进程的效应：参加高考的城市孩子比例已远远超过农村孩子造成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历年的全国高考中，农村孩子都占到了60%以上。 “人们总喜欢把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考大学称之为鲤鱼跳‘农门’，而现在我的许多同学都几乎跳不出‘农门’。”来自岳阳市平江县东部山区某中学的中南大学新生伍同学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今年有220多人参加高考，但考取一本以上的学生不足10%。 探 因 竞争主战场前移，农村孩子措手不及 某高校负责人坦言，在目前这种招生体制下，我们不能看是城市生源还是农村生源，只能看分数。而看分数的结果，就使得集中了优势教育资源的城市重点中学的培养模式得到认可，高考之战，事实上主战场早已移师三年前的中考。 “初中时代，十几岁的娃，情商高点的，还能专心读书，情商发育得慢的，还处在玩的懵懂状态。他们之间的成绩差距原因，与其说是智商，还不如说是懂事的早晚。这也就是为什么女生成绩会普遍好于男生的原因。”某高校招生办人士说，“而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下，就迎来了命运的分水岭，要么进城市重点中学，然后进好大学；要么进普通乡镇中学，然后进普通大学。” “过去，这道分水岭在高考。孩子们已到了十八九岁，自治能力增强了，知道了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靠自己的天赋与努力的成分多。而提前到初中，在懵懂年代，则家庭的引导作用更加突出。套用句时髦的话：初中是‘拼爹的年代’，不但比拼家庭的经济条件，更比拼家庭的培养环境、培养眼光或者说是决心。”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这种“拼爹”法，农村孩子都不具优势，主战场的前移，大多农村孩子都有些措手不及。 现在，许多重点中学都收取调剂费或赞助费，如果分数达不到，家境不怎么好的农村孩子就会因此而被挡在门外。一位曾在乡镇高中任教的老师告诉记者，好苗子都去了县城重点中学，留下的学生都不太想学，乡镇中学学风远远比不上城市中学。“许多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缺乏应有的管束，乡镇中学的学生容易沉迷于网吧、游戏室，有些更是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留守孩子已经成为农村的一大社会现象。在青春萌动的岁月里，孩子们最需要的是父母亲的引导，但他们的父母却往往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沿海一带打工。 宁乡县流沙河镇一带虽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历来有节衣缩食、举债供孩子读书的传统，但近年来，这一风气也在悄然改变。一位村民说，上世纪80年代，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能到省外的国有企业去；上世纪90年代，能到省里的政府部门；2003年前后，就只能到县里、乡里。而这些年，考上大学毕业后还不一样去打工。同是打工，读完初中就去，省了上大学的读书费还多赚了几年钱。 个 案 只要有关爱，农村孩子一样可跳出“农门” “每到8月中旬，我们对村里考上二本以上的大学生进行奖励并在村里张榜公布。”昨日，浏阳市杨花乡杨花村党总支书记刘良洪欣慰地告诉记者，他们村今年考取了7个研究生和16个二本以上的大学生。 “按照考取二本奖励200元，考取一本和研究生奖励400元的标准，今年，我们村级教育基金会给这23个学生颁发了7000多元奖金。”据刘良洪介绍，杨花村教育基金会是长沙市第一个村级教育基金会。“我们村教育基金会现在已募得101万元资金，就等村里的学子考个好学校奖励出去……不过，现在逐渐富裕起来的村民也不完全看重多少奖学金，他们更看重每年8月中下旬张贴在村里醒目处的那张‘榜’！” 刘良洪说，开始的时候，杨花村大学新生榜是手写的，但“由于村民太看重了，最近两年我们不得不改为彩色喷绘的。” 也许就是这张榜的力量，杨花村近四年共考取64个二本以上的大学生，10个研究生。连续4年杨花村考取大学人数与人口的比例是浏阳市的两倍。 对农村孩子关爱的缺失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优势教育资源过于向城市地带集中，导致很多农村优秀学生失去更好的教育机会。而农村学生除了课堂上的资源，基本没有其他的。其实这些年出现了很多考察学生综合素质的项目，城市学生可以以各方面的特长或资源来享受多种优惠政策，而农村学生能够享受唯一的政策，就是少数民族家庭政策，其他的优惠政策一般农村孩子都是难以享受到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花村发挥村级组织的微小力量，关爱孩子，鼓励学习上进，努力为村里的孩子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刘良洪是从杨花村走出去的身家千万级老板，2008年他回到村里担任党总支书记。“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想到只有在教育上帮村民一把才能算做了一点事情。”不管怎么样，那些从杨花村走出去的学子给农村孩子跳“农门”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我个人认为，农村孩子享受到的教育资源远远不及城里的孩子，但农村孩子在融入和接触自然等方面却要比城市里的孩子强。虽然像我们这样的村级组织力量非常有限，但只要我们肯在教育上下功夫，给农村孩子更多的关爱，同样也可以弥补农村孩子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考出好成绩。”刘良洪说，想来想去，农村孩子要跳出“农门”，高考是最好的途径。 反 思 均衡教育，让公平的阳光普照农村孩子 名牌大学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引发了人们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思考。 学生到了高中阶段和进入大学，其教育就应该和义务阶段不一样，体现出学生个体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靠教育均衡来解决的根本问题，但实际上，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教育差别并不是到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有人总结了教育的三个“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 起点公平，在农村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不到40%，而学前教育通常被我们看成是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奠基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时候的缺失是不是可以意味着输在起跑线上？过程公平，在城市当中，孩子们可以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信息的来源更加丰富，包括在考题当中，跟城市生活相关的题目甚至也比农村的多，这样在竞争当中难免农村的孩子会败下阵来。结果公平，很多重点学校都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学校对于本地生源招生的比例大很多，这也造成了农村学生确实是在这种竞争的时候处于劣势。 湘潭大学刘教授说，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产生了所谓的名高中，名初中，名小学，甚至名幼儿园。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这场资源的博弈，寒门家庭基本上没有一点话语权。依靠这一条龙的优质教育资源，中等资质的有条件的孩子完全能取得上等资质寒门学子在一般条件教育下的考试成绩。论分录取，有条件家庭孩子是赢家。 要拆除这种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篱笆，唯有坚定实施教育均衡化战略，从软硬件条件全面均衡各个阶段的学校，特别是消除城乡差距。高招工作也可适当倾斜，像支持民族地区一样，向农村特困户、低保户进行政策倾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对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缺失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方面，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均衡，让农村孩子能够和城镇孩子得到一样的学校教育；第二个方面，要不断促进各地高考录取指标的均衡，目前重点大学、民办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投放的比例过高，减少在发达地区的招生规模，把多余的招生数量投放给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第三个方面，推行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对学校实行完全的自主招生，对学生实行多元评价。（范亚湘 刘军 杨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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